她当医生后,不仅改变了自己的命运,也挽救了很多妇女的生命。

文章来源:健康时报 2022-09-21 00:04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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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2年9月18日10时35分,中国妇产科医师奖获得者,福建省著名妇产科专家,福建省妇幼保健院原院长陈文祯教授因病医治无效,在福州逝世,享年97岁。

福建省妇幼保健院荣誉院长陈文祯教授

半个多世纪以来,陈文祯教授见证并推动了农村妇女从“生孩子听天由命”到“科学孕育新生儿”的进步;由她牵头制定的“产后出血高危因素表”救活了无数高危孕产妇;72岁学习辅助生殖技术,被称为1000多位试管婴儿的“外婆”;96岁高龄仍坚持每周3天出诊……

行医70余年,她用“只要我能动,我就要上班去”的豪言诠释了医者仁心的人格魅力,将自己奉献给了她所热爱的妇幼卫生健康事业。

放弃保送机会

投身妇女卫生健康事业

1925年,陈文祯出生于福州一户富裕人家,与福州仓山华南女子学院相邻。

每天看着学生们手捧精装书,戴着金边眼镜,陈文祯非常羡慕,“女人要独立,就要在经济上独立,工作上有本领。”母亲也教育她,不能自立的女人难以把握自己的命运,农村妇女大多如此。

在旧社会里,妇女的选择有限,青年陈文祯也早就意识到,作为女人一定要自立。为此,陈文祯放弃了保送厦门大学的机会,报考了福建医学院(现福建医科大学)。

学医前,父亲曾考验她说:“‘庸医后面冤魂多’,你可考虑清楚。”陈文祯当时就下定决心,绝不做庸医。

选择当医生,不仅改变了陈文祯自己的命运轨迹,也让许多农村妇女的命运发生转折。

陈文祯教授将一生奉献给了妇幼健康事业

新中国解放前,我国农村妇女生育条件较差,几乎都在家里接生,极易留下后遗症,这些困境,陈文祯教授看在眼里,她发现,受“两病”(子宫脱垂和尿瘘)影响,许多农村姐妹被丈夫抛弃,过着痛苦的生活。

上世纪70年代,陈文祯教授响应国家号召,免费给农村妇女治疗“两病”。任福建省防治协作组组长时,她带队到惠安、南安等地的手术室及病房,在缺医少药、条件简陋、生活艰苦的情况下,白天开展防治,晚上开课指导,培养技术力量,攻坚解决疑难病例。

“尿瘘手术难度大,一个县200例的工作量,还有许多妇女在排队等着。”陈文祯教授回忆,农村妇女对尿瘘手术的需求量很大,即便到了夜晚,她也坚持在烛光下为病人做手术。

她最后总结出了一套治愈这些妇女病的有效方法,手把手教给了当地医生。在陈文祯教授的推动下,平均尿瘘治愈率达80%左右,无严重并发症发生,无死亡率。

在陈文祯看来,要彻底帮助农村妇女解除痛苦,关键是要提高当地的生育技术水平。1989年,福建省卫生厅组建省围产保健协作组,陈文祯任组长,承担助产技术执法检查,孕产妇、新生儿死亡评审,爱婴医院评审以及组建危重症孕产妇、新生儿救助网络等工作。

这一职务,她干就是28年,全省孕产妇死亡率从最初的52.74/10万改善到2019年的10.57/10万,超越发达国家平均水平。

此后,由她牵头制定的“产后出血高危因素表”更是救活了无数高危孕产妇,直到今天依然被称为判别产妇产后出血高危因素的教科书。

填补当地生殖技术空白

成为1000多位试管婴儿的“外婆”

怀着对妇幼保健事业的执着追求,陈文祯教授一直在追求进步。

1997年,早已过了退休年龄的她接到了一项新任务:带领年轻人研究试管婴儿技术,造福不孕不育夫妻。

世界上第一例“试管婴儿”诞生于1978年的英国,刚听到这个消息,陈文祯的第一直觉是“不可能”,“什么试管这么大,能装下婴儿?”对于这一技术,国内当时并无概念。

此后,这项技术在欧洲及世界范围快速铺开,1980年的澳大利亚、1981年的美国、1983年的日本均诞生了首例“试管婴儿”。

我国台湾和香港也分别于1985年及1986年出生了首例“试管婴儿”,大陆的第一例“试管婴儿”则由北京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于1988年3月10日顺利开展,

陈文祯记得,上世纪90年代,省外的试管婴儿不断出生,而福建还没有相关技术,很多不孕不育妇女要跑到北京、广州求子。

72岁高龄的陈文祯决心挑战福建省在辅助生育课题中的空白。1997年,福建省妇幼保健院辅助生殖技术研究室正式成立,由陈文祯、罗美瑜两位教授承担“试管婴儿”攻关项目。

福建省妇幼保健院原副院长罗美瑜曾回忆道,研究室成立时条件简陋,只有30多平方米。一台显微镜、一台培养箱、一台离心机,就是研究室全部的“家当”。

为了快速学习新技术,古稀之年的陈文祯教授当起了学生。参加广州辅助生殖培训时,她比讲课老师的年纪还大,还花钱上电脑培训班,常常是白天听课,晚上在宿舍整理笔记。

就这样摸索研究了一段时间,经历17例失败后,1999年1月5日,福建省第一例试管婴儿诞生,填补福建省生殖医学领域多项标志性技术空白,为无数家庭带去了福音。

福建省首例试管婴儿

陈文祯教授也被众多患者亲切地称为“送子观音”,1000多个试管婴儿称呼她为“外婆”,但她说:“缺医少药的年代给人们带来了很多疾苦,对农村妇女尤其如此。如今国力强了,在为妇女解除痛苦这条路上,我会一直走下去。”

“只要我能动,我就要上班去”

在漫长的从医生涯中,陈文祯教授始终在为病人服务,晚年也依然坚持出诊。

2007年12月,82岁的陈文祯教授得了一场病,身上大块大块紫红色淤青,双腿比正常时肿了两倍,加上脊柱和胸椎骨折,在密闭的层流室里治疗了半年。

“换一个人肯定挺不过来。”护理过她的护士回忆,住院期间,陈文祯教授问的最多的一个问题是“什么时候出院”,理由则是“要赶着去上班”。

“医院抽调5名护士轮流护理我,医药费更是不计其数。大家尽了这么大努力,花了这么大代价,能活着走出医院,我一定要回报大家、回报社会。”

2009年6月,刚刚重病出院的陈文祯教授留下了很多后遗症,刚能站起来,她就执意要求锻炼走路和走台阶,因为只要能走台阶,她就可以继续上班,去给病人治病了。

2010年2月,85岁的陈文祯教授又回到了熟悉的门诊室。刚开始,她一上午只能看3个病人,慢慢从一周一次门诊增加到一周三次,从每次看3个病人增加到5个、10个、20个。

陈文祯教授晚年仍坚持出诊

一直到96岁,陈文祯教授依旧拄着拐杖,坚持每周三次的门诊,参加每周一次的科室病案讨论。

也有很多人劝她退休,说“这么大年纪了,何必呢”?但她却说:“只要我能动,我就要上班去”。

从医院大门到诊室的距离有30多米,每次门诊,陈文祯教授都坚持不要助手搀扶,她总是重复一句话:“只要这段路我能走下来,就说明我还有看病的能力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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